叶初升 舒义文 罗连发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作者 叶初升教授
作者简介
叶初升，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舒义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罗连发，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摘要
FDI与OFDI存在着密切互动关系，将两者同时引入模型，可更为全面地探究资本双向流动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实际影响，并调和现有文献关于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对立性观点。实证研究显示，我国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统计上呈显著的负向性；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才呈现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其中的一个重要传导路径是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来阻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表明，我国FDI和OFDI存在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的替代问题，而且两者在产业结构变化中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为此，应加大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力度，注重“走出去”的质量，引导企业向发达国家（地区）、向现代服务业、向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探索以产业链为导向的FDI和OFDI互补性发展机制，以实现更好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资本稀缺的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在继续吸引国外直接投资（FDI）的同时，也开始大规模地对外进行直接投资（OFDI）。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净对外直接投资国。据最新统计数据，至2018年我国已连续4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当然，从绝对量来看，中国的存量OFDI与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2017年底的存量OFDI为1.8万亿美元，为美国的23%。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与空间。
OFDI作为资本的跨国流动，一方面可以让国内资本寻求更高的回报，另一方面也将对国内的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带来多重影响。在现有研究中，OFDI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一直都是学者们高度关注且存在较大争议的话题。一方面，有学者认为OFDI有利于资本输出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为资本的输出有利于发挥产业的比较优势（Vernon），优化国内资本的配置效率，也能够更好地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品牌等无形资产，通过溢出效应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Li），从而带动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Dunnning）。这一假说在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中得以证实，同时也得到了基于中国数据实证研究的支持（赵云鹏、叶娇；聂飞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OFDI会带来资本输出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Cowling, Tomlinson; 褚振国）。也有学者指出，OFDI对于母国的技术提升作用并不明显（Dunning），或者存在着异质性效应，对欧美日的OFDI不利于技术进步，而对其他国家的OFDI则有利于技术进步（邵玉君）。
如果仅从某个方面或某个维度看，上述关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都合乎逻辑，但两类研究文献的基本结论却是相悖的。我们注意到，现有文献大多是单向度地研究OFDI作为资本跨国流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忽略了与之相对方向的资本跨国流动即FDI的影响，没有充分关注到OFDI与FDI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互动。近年来，FDI与OFDI两者之间的关系被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李磊等；崔新健等）。既然“引进来”的资本（FDI）和“走出去”的资本（OFDI）在数量和结构上存在着紧密关系，本文就在此基础上将FDI与OFDI同时引入模型，进一步探讨资本的双向流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互动效应。本文不仅有利于厘清学界关于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认识纷争，同时，对于我国协调“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资本流动，在高水平开放中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1.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结构变迁的实质是指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21世纪以来，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研究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一是需求机制，收入增长导致不同部门相对需求变化，从而引起经济结构变迁，被称为恩格尔效应（Kongsamut et al.; Foellmi＆Zweimuller;Boppart）。二是供给机制，不同部门技术进步或投入要素变化导致产品相对价格变化、要素在不同部门流动，从而引起结构变迁，通常也被称为鲍莫尔效应（Baumol; Ngai＆Pissarides;Acemoglu＆Guerrieri）。三是禀赋机制，人口规模（Leukhina和Turnovsky）、要素禀赋结构（Ju,Lin and Wang）的变化也是驱动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在此分析框架下，市场寻求型FDI拓展东道国市场的同时，以其先进的生产设备、经营理念与分销渠道等，通过竞争效应倒逼东道国企业改进技术进而调整生产成本，不同部门的成本变化最终导致产品相对价格变化，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引入的新产品，增加了消费品种类的多样性，改变了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由需求结构变化引致的供给结构变化，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变迁。此外，效率寻求型FDI与资源寻求型FDI通过影响低端加工制造业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效率，进而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变迁。
2.OFDI与母国产业结构变迁
市场寻求型OFDI，通过“走出去”扩大了市场规模，由规模经济使得母国公司生产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海外子公司为了满足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促进产品质量升级，进而倒逼母国产品生产流程升级。微观层面而言，产品质量提高与规模经济分别从需求侧与供给侧推动东道国子公司产品升级与流程升级，通过技术溢出与传递效应影响母国产品与流程升级。最终从宏观层面推动产业结构变迁。资源寻求型OFDI通过开发利用东道国资源供给母国，由此改变母国原有产业部门要素投入比例，最终从供给侧推动结构变迁。战略寻求型OFDI投资目的国，与东道国企业通过前后关联效应及协同效应，最后通过反向技术溢出，改变产业部门技术进步率，同样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变迁。
（二）双向FDI对产业结构间接影响机制：基于技术进步的分析
1.FDI与东道国技术进步
FDI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总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一般而言，FDI进入东道国所携带的先进管理理念、机器设备、资本运作模式与人员培训经验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都直接促进了东道国接受投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选择的技术，必须与自身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如果违背这一比较优势，技术可能存在适宜性问题（林毅夫）。FDI通过竞争效应、关联效应与模仿示范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FDI进入后以其自身的生产和销售优势扩展原有的产品市场，与东道国产业形成竞争，从而“倒逼”东道国企业提升技术降低生产成本。其次，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使得内资与外资企业成为彼此供应链的一环。外资企业较高的质量标准也将拉动东道国企业基于质量提升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通过前向联系外资企业为内资企业提供的中间品或者产品，会促使内资企业模仿学习提升技术水平。除此之外，外资企业的正外部性通过水平效应影响行业内的整体技术水平。最后，外资带来的先进的软硬经济基础条件，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也带动了内资企业提升技术水平。
2.OFDI与母国技术进步
OFDI通过人员流动效应、竞争示范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影响母国的技术进步。一方面，海外子公司员工回流至母公司或创办新公司，在实现劳动力跨国流动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外新技术的转移，进而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另一方面，母公司获取海外子公司掌握的新技术，在国内市场凭借新技术优势在竞争中胜出，不仅同行业甚至其他产业均会模仿学习促发技术革新。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海外子公司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母公司与本国企业的前向、后向与水平关联效应扩散至其他产业，并带动企业及国家层面的技术进步。
3.技术进步对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
结构变迁的供给侧的基本原理是跨部门的技术变迁，不同部门技术进步的速率是不同的，这最终会反应到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上来。Ngai和Pissarides认为TFP增长率差异与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是结构变迁的决定性条件。相应的表达式为：
其中，
基于第二部分的机制分析，本文构建了以下实证分析模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基准回归模型，我们以产业结构变化为被解释变量，考察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交互效应；二是中介效应模型，主要检验FDI与OFDI通过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年份,Y表示产业结构指标，本文主要选取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指标。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动态化的产业协调发展形态。产业结构合理化是资源有效利用的集中反映，结构合理化不仅仅体现在要素投入，更体现在与产出结构相耦合的程度上（干春晖，郑若谷）。以往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结构偏离度指标的缺陷在于不能体现各产业在总产出中的权重，而泰尔指数不仅能够很好地度量结构偏离度，并且能将各产业的权重考虑进来。由于泰尔指数相较于结构偏离度在度量产业结构合理性上的优越性，本文采用前者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如下：
为刻画产业结构之间动态跃迁的过程，本文沿用干春晖等(2011)的做法，选取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粗略刻画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指标如下：
其中，
2.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参考了汪思齐、王恕立所建立的生产效率模型，并将双向FDI及二者交互项纳入钱纳里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标准结构”模型。我们选取了以下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1）
（2）贸易开放度（
（3）人力资本存量（
（4）资本存量
（5）全要素生产率
（6）要素禀赋水平
（7）地区GDP增长率用
（8）城市化率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我们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表2），FDI在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O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与赵云鹏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FDI与OFDI二者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5%），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一研究发现说明，双向FDI与产业结构之间还未形成良性的促进机制。
（二）动态面板方法估计
为了捕捉产业结构变迁的连续性影响，我们采用动态系统GMM进行估计，模型扩展为：
将因变量滞后项引入模型可以降低模型的偏误。我们将因变量滞后项、FDI、OFDI以及二者的交互项视为内生变量，并将内生变量的一阶、二阶或者更高阶作为工具变量。GMM估计结果报告在表2的第（3）、（4）列中。为了确认系统GMM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检验：通过Sargan检验，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为过度识别的原假设，即所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中AR（1）的P值为0.105，AR（2）的P值为0.215，表明不存在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性，以此可以推断原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从动态面板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FDI的促进作用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OFDI的效应则呈现显著性。FDI与OFDI对（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之比刻画）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积极效应主要发生在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期滞后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变迁具有连续性和长期累积效应。
（三）分位数回归
为检验双向FDI对不同水平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运用分位数回归进行验证。表3检验结果表明，在各个不同分位上，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与表2中GMM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O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分位上都是正的，且其大小整体呈递增的趋势，但只有75%分位的回归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说明OFDI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较高时才是显著的。结果还显示，FDI与OFDI的交互项，在75%分位回归时是显著为负的。FDI与OFDI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并未有效地协调并进，二者并不一定是互补，也可能是同质的，从而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产生显著为负的调节效应。
（一）中介效应的模型设定
在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中，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来实现的。在此，我们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来分析FDI与OFDI对于产业结构影响的技术进步中介效应。考虑到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动态变化的连续性，机制检验部分继续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系统GMM估计法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地克服变量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借鉴Baron and Kenny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式（6）表示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变迁（TL、TS）影响的总效应，系数
（二）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1.中介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5给出了FDI与OFDI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回归结果。
从结果可知，由于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均为不显著，因而其通过技术进步来影响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也不存在。而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为正的效应，同时OFDI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为负的效应。由于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TL）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进一步经过sobel检验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说明OFDI并不是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而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产能的转移以及资本的优化配置来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由于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为负的效应，且OFDI对TFP具有显著的负效应、TFP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以直接计算出OFDI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4.2%。值得注意的是，OFDI对TFP是显著为负的效应，也就是OFDI通过抑制技术进步而降低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TL滞后一期，TS滞后一期。城市化率、资本存量、要素禀赋水平、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存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机制检验为系统GMM估计，无标准误，因此未报告标准误，下同。
2.中介效应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在对外开放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区域之间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能力上也存在着差异，因而，FDI与OFDI的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在不同地区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文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来检验这一差异性。在对外开放程度上，考虑到东部地区有较大的领先优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相对较小，本文将中西部地区样本合并，而聚焦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表6给出的是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均不显著，因而中介效应不存在。OFDI对于产业结构合理的效应不显著，因而无须进一步考虑中介效应。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时我们发现了对于东部地区而言OFDI对于技术进步有显著的负效应。但由于TFP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不显著，可通过sobel检验来进一步验证其中介效应。Soebel检验的结果是中介效应不显著，说明OFDI通过抑制技术进步来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不显著。我们发现，在东部地区，OFDI和FDI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效应是相反的：FDI的效应显著为正，而OFDI的效应则显著为负，这说明东部地区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正向的技术外溢效益。
表7给出的是中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正效应，但由于FDI对TFP以及TFP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均不显著，因而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技术进步中介效应不存在。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不显著，因而无须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西部的OFDI对产业合理化有显著正效应，同时OFDI对技术进步有显著正效应，但TFP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通过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中介效应占比为64.3%。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显著负效应，对TFP是显著为正的效应，但TFP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效应不显著，进行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1.7%。
本文将FDI与OFDI同时引入模型，使用2003—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力求厘清现实中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其间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为推进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四个方面：
第一，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中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是负向的，并在统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这说明外商来华投资多发生在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及带动作用并不明显。第二，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显著为正，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负效应。这一结果说明，OFDI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我国国内的资本配置效率，但是对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进程可能存在着负效应。分位数回归显示，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效应，只有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高时才是显著的。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负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居于中等水平时是显著的。第三，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说明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资本流动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其协调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第四，本文的实证研究并未发现FDI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证据，也没有发现OFDI会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然而，本文发现OFDI存在通过抑制技术进步而降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这表明，技术进步的抑制导致OFDI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出负效应。也就是说，我国在大规模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存在着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之间的替代问题，虽然海外投资缓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状况，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技术外溢效应。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的OFDI更多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加便宜的劳动力或其他要素，以提高资本的产出水平；这些投资可能与国内的相关产业并未形成有效的互补，因而不利于结构升级。
我国提出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资本投资领域强调“创新对外投资新方式，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产业发展”。因而，更高质量地“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尝试通过对FDI与OFDI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多维度影响的研究，来探讨这一路径的实现方式：其一，在制造业基本实现对外资开放的基础上，加大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力度，提升国内服务业竞争力，促进服务业发展；其二，在继续发挥OFDI优化国内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走出去”的质量，引导企业向发达的国家（地区）、向现代服务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方向发展；其三，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调性，探索以产业链为导向的FDI和OFDI互补性发展机制，以实现更好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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